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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自述文学路

   

  ■主题:我怎样成了小说家

  ■地点:香港公开大学

  ■演讲人:莫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

  ■演讲人小传:莫言,原名管谟业,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。著有《红高粱家族》、《酒国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劳》等长篇小说十一部, 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 《司令的女人》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,并有剧作、散文多部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西、俄、韩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波兰、阿拉伯、越南等多种语言,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。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,中国作家莫言获奖,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

  ■主持人语:

  中国作家莫言折桂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。这一奖项被认为是国际文坛对莫言本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认可。莫言获奖后发布微博:“在这个过程中,我看到了人心,也看到了我自己。”本文根据莫言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后的演讲整理而成,旨在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莫言的成长、写作经历,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莫言。

  我看到“莫言博士”这几个字,心里就忐忑不安,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?

 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,还被父亲痛骂一顿。“你还会用钢笔?铅笔都用不好。”谁知道过了四十年,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。(全场笑)

  几个月前,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,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。我说:“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?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,您不是还笑话我吗?”他说:“有这事吗?”然后,他又问我:“博士大还是县长大?”我说:“这个很难比较,差不多吧,相当于副县长。”他就很高兴地说:“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。”总之,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,让我惶恐之至。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,受之有愧。

  一般来说,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,要著作等身,学贯中西,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。中文都说得不流利,英文呢,学了“厕所”这个单词,现在也忘记了。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,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,在学外语方面。

 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,我自然非常高兴,也非常感谢。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。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,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。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,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。(全场笑)

 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,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。夏天一件褂子,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,中间铺上一层棉花。

  ■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

  刚才校长阁下说,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。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,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。我的志向、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,而逐渐膨胀的。

  小的时候,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。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,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。那时候,吃饭、穿衣都非常成问题。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,来填饱自己的肚子。

  至于穿衣,更无所谓了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,在十岁以前,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,没有那么多衣服。如果到了夏天,你到我们村庄去,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。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,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。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,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。夏天一件褂子,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,中间铺上一层棉花。

 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,那绝对是夸张。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,只有在吃得很饱、穿得很暖、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,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,才会有关于文学、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。

 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,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,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。当时我最大的理想,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,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,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。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。

  邻居告诉我,在济南的时候,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,这个作家特别腐败。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,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。

  ■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

  没有远大志向,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?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。

 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,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。1957年,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,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,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,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我这个大学生邻居,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,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。

 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,他是中文系的,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,对文学比较了解。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,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。

 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,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,这个作家特别腐败。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,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。我们当时认为,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。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。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,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。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,一种是黑皮黑面的,一种是白皮白面的。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。我当时就问他:“叔叔,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,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?”他说:“当然可以!”(全场笑)所以说,我最初关于文学、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。

  那时是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。那个时候的文学,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,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,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,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。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、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,在“文革”期间也被禁止了。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。我们能读到的,也就是当时流行的“三突出”。

 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,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,搞一支笔、几张纸都不容易。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,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。小说的第一句话是,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” 。

  当时,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。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。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。到了春天,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,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。我们捡起来看,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,人穿得也很漂亮。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,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。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,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。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,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,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。总而言之,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、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,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。

  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隋唐演义》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、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。

  ■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

 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,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。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,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。

 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。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隋唐演义》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。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,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,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。

 

   

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,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。当兵以后,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,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。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,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,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,也是读不完的。

 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,在农村被叫做“炮孩子”。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,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。

  ■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

  当然,刚才校长阁下也说,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,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。如果因为我说实话,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,我倒认为当之无愧。

 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,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后,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,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: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,对着社会讲的,这都是假话、套话,都是豪言壮语,都是口号;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,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,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。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,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。因为刚刚说了真话,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。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,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。

 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,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,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。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,也深切地感觉到,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。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,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。

 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,十分饶舌,在农村被叫做“炮孩子”。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,特别喜欢传话,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。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《四十一炮》,里面那个“炮孩子”就有我的影子。

 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,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,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。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,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,我说:“他们的楼特别好看。”这话可不得了,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,跟我父亲讲,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?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。

  因为我喜欢说话,乱说话,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。他们经常会对我说,“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?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?如果再乱说,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。”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,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,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。

  于是,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,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。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。事实证明,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,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。

 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。讲假话的作家,不但对社会无益,对老百姓无益,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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